1961年初冬，嘉陵江畔的晨雾尚未散去，北碚织布总厂的老干部楼里传来清脆的扫帚声。楼道尽头，五十出头的赵雪芳正熟练地掸落门前的灰尘。邻居忍不住劝她歇一歇，她摆摆手：“地干净，人心也舒坦。”她的语气平静得像窗外的薄雾，谁能想到，三年后，她的大女儿朱琳将成为新中国第三任国务院总理的妻子。

　　赵雪芳出身书香世家，17岁便考入沪江大学医学院，因战乱辍学。命运几经辗转，她随丈夫朱纪恂来到山城，扎根纺织厂，过的是再普通不过的职工生活。可就在这幢不起眼的筒子楼里，她把十个孩子扶上了各自不同的跑道。有人笑说，这是“十箭齐发”的豪壮阵势，赵雪芳却只淡淡一句：“娃儿们能自食其力，就够了。”

　　时间推到1957年元旦夜，千里之外白雪覆城的吉林市灯火通明。联欢会舞池中央，23岁的朱琳穿着一袭月白色旗袍，站在明亮的吊灯下为苏联专家连续翻译市长张文海夹带典故的讲话。人群中，丰满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一身深灰色西装，目光却牢牢追随着这位“口吐莲花”的女孩。舞曲响起，他把酒杯递给她：“能否赏光跳一曲？”朱琳微笑示意先敬专家，轻声回答：“那是当然。”一句地道的俄语让在场老外频频点头，这也是两位年轻人缘分的开端。

　　恋情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1960年春，托苏联专家带信示好，朱琳收下了却迟迟不回。朋友看不过去，敲打她：“人家都伸出手了，你还端着？”朱琳才在“五一”长假坐上开往丰满的长途车。那一面之后，线月，他们在长春简朴成婚，伴娘伴郎都是电厂和翻译处的同事，礼堂里只有几束野百合，却也温馨。

　　朱琳离家远嫁，赵雪芳没掉泪，只叮嘱一句：“记得常写信报平安。”老母亲心里清楚，大女儿肩上扛着的不只是一个家的幸福，还将伴随一个政治家的步伐。后来的仕途步步高升，直至1987年4月出任国务院代总理，外界的聚光灯骤然打到朱家。有人劝赵雪芳搬进市里新盖的干部住宅，她摇头道：“住惯了这里，换了楼反倒睡不着。”

　　不久，她把九个子女逐个叫到身边，语气认真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们记住，姐姐有姐姐的路，不该把私人关系搅进公家事。”一句话，说得屋里鸦雀无声。朱志德想开口，最终作罢。几个月后，厂里要提拔他当北碚区物价局副局长，上级暗示可请大姐帮忙跑个手续，他婉拒：“凭本事吃饭，家教不能丢。”

　　这些子女的履历各不相同，却都写着同样的底色——自立。朱霁清在华南师大埋头心理学研究，翻检一沓沓学生问卷，也没想过凭“总理家属”申报经费；朱霁霞甘愿留在康巴高原做农业推广，冬天睡炕、夏日搭帐篷；朱霁虹先是普通工人，靠自学拿下工程师证书；朱霁明漂泊新疆二十余年，才调回四川音乐学院；朱志杰和朱彬，一个纺纱，一个织布，流水线旁一站就是一整班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朱家姐妹明明散落天南海北，逢年过节却总能收到母亲手写的长信。寥寥数页，既有嘱咐，也有严格的自我约束，开头常是“勿忘吃苦二字”，末尾必加一句“切勿因小事麻烦大姐”。久而久之，“不给朱家添麻烦”成了全家默认的底线年，他携家从上海赴渝，从洋纱厂技术主任一路做到厂长。抗美援朝期间，他连夜赶制军被军服，工人们说“朱厂长扛得动一间厂”。然而因1958年那顶“”帽子，他被下放车间扫地十多年。祸不单行，子女高考政审频频“卡壳”，朱霁虹的北大录取通知书也因此作废。赵雪芳没去哭闹，只让孩子们继续努力，“知识是自己的，别人拿不走”。

　　1976年冬天，拨乱反正的春风才为这位老人吹散寒霜，他被选为省政协委员。上任那天，他仍穿旧粗呢中山装，说话带着重庆腔：“我老胳膊老腿，能做多少算多少。”1989年秋，82岁的他因肝病住进北碚区人民医院。有人提议转到三○二医院，他摆手：“铺张浪费不合适。”同年12月，老人安详离世，遗体告别式不到二十分钟结束，挽联只有六字——“一生清白，两袖清风”。

　　丧礼上，和朱琳远在北京，托人送来花圈和唁电，没有专机接送，没有。有媒体想蹭热度采访，被婉拒。赵雪芳说：“都是普通百姓，别折腾。”她把礼金全部退回，同事们暗自感叹：“这家人还真是不一样。”

　　进入九十年代，朱琳屡次因公务返渝。母亲的那套两室一厅依旧陈设陈旧，木窗框被雨打得斑驳。朱琳提出翻修，老人摇头：“我住得舒心，你操什么心。”弟妹们偶尔半开玩笑：“大姐，给我们提提建议行不？”朱琳笑说：“按妈的意思，能自己解决就别找外援。”一句话，引得大夥哄笑，却都默契地点头。

　　1994年，朱志德的面粉厂迎来技术改造，需要贷款。银行行长暗示：“要不要请李总理批个字？”朱志德回道：“我一个小厂，国家大事多着呢。”最终他靠改进生产线、挤压成本、拓展渠道，用利润滚动发展。三年后，厂里年产值翻了六倍，这才让母亲放心地点头：“硬气！”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朱家的后辈同样继承了这条无形家规。朱霁霞的儿子朱永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阿坝州农业站，工作清苦。亲戚劝他去北京“找姨夫说句话”，小伙子摆摆手：“外公外婆的话，我们都记在心上。”几句轻描淡写，却把家风传了下来。

　　有人问赵雪芳，究竟用什么方法教出十个如此“省心”的孩子？她想了会儿，只说三个字：“守本分。”日常里，她在总厂里拿一份普通离休金，遇上老伙计生日，还会自己炸几块藕盒带去。邻居偶尔问她女婿近况，她总岔开：“国家大事，咱外行。”

　　晚年时光，她坚持每天清扫楼道，也种了两盆海棠。见孩子们常来劝她搬去北京，她半开玩笑：“首都房子金贵，妈住不起。”众人知道，这份拒绝里有她固执的骄傲：不依权势，不增负担。直到2005年去世，她仍睡在原先那张旧木床上，床板中间磨出一道浅浅的弧线，像她一生的轨迹——从上海到重庆，从医学生到纺织女工，从平民妻子到总理岳母，却始终不改初心。

　　如今翻阅朱家的老相册，能看到1950年代的黑白合影：十个眉眼相似的孩子依次站在父母身旁，衣着普通，神情却透着倔强。照片背后，赵雪芳工整地写着：“自强不息，宁静致远。”这句话，或许就是她对后辈最珍贵的礼物。